民国著名的绑架案令蒋介石震惊亲自介入轰动当时1946年4月，抗战胜利后的上海表面上十分平静。25日早晨，街头行人匆匆，晨风习习。8时20分，一辆深黑色福特轿车刚行驶到高恩路的一个拐弯处，突然幽灵般闪出3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墨镜遮脸的汉子，3支黑洞洞的枪口直指轿车，呵斥着要车子停下来。司机十分惊恐，刚一打开车门，两个持枪人便一拥而上，对车内的人大喊着“下车，下车”，然后迅速将其中一个微胖的老头挟持住。一个劫车的汉子从怀里摸出一张红色“逮捕证”在老头面前晃了晃：“奉毛森处长之令，荣德生是经济汉奸，须到淞沪卫戍司令部第二处走一趟！”随即，那老头被架进早已停在路边的另一辆挂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牌照的轿车内，一溜烟向西郊驶去。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
震惊中外的中国棉纱大王、面粉大王荣德生被绑架案就这样发生了。此案被称为民国绑票第一案。
就在大上海各家报馆纷纷核实此事时，荣家已处在一片慌乱和惊惧之中了。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领头羊，荣德生兄弟二人从贫寒起家，一手创立的荣氏企业到1946年时已发展为有纱厂18家、面粉厂16家，以及一批其他工厂和商业机构的大型企业，荣德生因此而有中国的“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之称。
荣氏企业的发展并不容易。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江南国土相继沦陷。荣氏企业有的被日军炸毁，有的被日军强占，只有租界内的几家工厂还艰难地维持生产。次年5月，荣德生由汉口来沪，深居简出，唯以搜购古籍、字画自遣，亟盼时局好转。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由汪伪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收购事宜，当即遭到拒绝。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亲自来沪协谈，荣德生根本不吃那一套。抗战胜利后，荣氏企业纷纷“复员”开张，经营规模及利润都成倍增长。荣氏在1946年套进的外汇美金达400万元以上。这实实在在地令一些人垂涎三尺。
绑架案发生的当天晚上，“叮……”正当荣家一片慌乱之际，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一个阴沉的声音说道：“荣德生在我们手上，必须立即付100万美金方能赎回。如不达此数，不得生还。”还未等荣家反应过来，电话已迅速挂断。
几乎同时，荣氏集团麾下的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在家中也接到了一个索要100万美元赎金的电话。至此，荣家才明白，老太爷荣德生遇上绑匪了。
荣德生这样的大实业家被绑架，顿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蒋介石得知后极为震怒，认为发生此案，政府威信损失太大。他当即决定，由中央要员吴国桢出任上海市市长，原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出任淞沪警备司令，加大侦破力度，限期破案。
全国的新闻舆论界也都在关注着此事。荣家为了营救荣德生更是紧张奔走。荣德生的几个儿子荣尔仁、荣一心、荣毅仁等人全力以赴。但是，他们既不知道绑匪的来历，更无从知道父亲的下落。唯一的线索，就是绑匪出示的那张逮捕证，那上面盖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并有毛森的签字。还有就是绑匪使用的那辆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的15044号车牌轿车！警方以及荣家人询问过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部矢口否认逮捕过荣德生。车主王公遐更是大为惊恐，承认有个叫吴志刚的人借了他的车，但此人现在何处，车子开到哪儿去了，吴志刚是否参加作案，他本人一无所知。
不言而喻，绑匪的背景异常复杂。荣家兄弟本来还寄希望于警方能够破案，现在看情况如此，只好自己设法营救了。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救出父亲。可是，1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一时间哪里去凑？
5月13日，荣家又一次接到绑匪的电话，说荣德生给家里人写了一封亲笔信，由他们的同伙放在亚尔培路祥生饭店底楼厕所内的洗面盆下。荣家立即派人去拿，果然有荣德生的亲笔信一封，信上说：“此间长官颇为震怒，余求之再三，乃允捐资美金100万元。此款唯有各厂摊筹……”并盼望家中马上筹款赎人。
荣家接信后正在商措，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突然又接到绑匪寄来的信，附有荣德生写给家中的第二封信，说价款已减至50万美金，“此事必须克日办妥，不可大意，以全余之残年，否则余之老命不保，汝等亦恐遭不堪设想之恶果”。绑匪的信则杀气腾腾：“限期在两日内切实筹妥，以清手续，否则将令尊处以死刑！”至此，荣家不得不接受绑匪的条件，他们在市场上高价收购美元，好不容易才凑足50万美元。
绑匪告诉荣家，交款和接人的办法已分别贴在静安寺成顺典当行和南京大戏院门前的墙壁上，是写在一张招贴纸的背面。绑匪相约的地点总是多变。荣家两次携款赶往指定的地点，狡猾的绑匪却根本没有露面。
荣德生被绑架，舆论一片哗然，有人指责这是军警联合搞的，纷纷要求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澄清事实。这时，众多便衣警察布满荣宅周围，一方面护卫荣家，一方面查寻线索。
终于，绑匪再一次与荣家约定，于5月25日下午在蒲石路一手交赎款一手交人。荣家看了，心中直犯疑惑。这个地点，正是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住处的隔壁！绑匪竟敢在这种地方进行交接，莫非真是警匪一家了？疑惑归疑惑，事情却不敢耽误。荣尔仁兄弟再三考虑之后，请申新二厂协理顾鼎言携款前往指定地点。顾鼎言勉为其难地说：“我就冒一次险吧！”
当天下午，顾鼎言亲自用汽车把巨款送到指定地点，却不见有人来接款。汽车只好慢慢在这一带兜圈子。没想到绑匪没来，警察却来了，拦住汽车，搜出巨款，当即把顾鼎言带到警察局审问。警察动手就打，还威胁说要让他“坐老虎凳”（一种酷刑）。顾鼎言只得说出了交款赎人的真相。警察大怒，说：“绑匪自有警方捉拿查办，荣家怎么能同绑匪私下做交易？这是犯法的，懂不懂？这笔钱按规定要没收！”
原来荣家要在蒲石路向绑匪交付赎款的消息被警察截获后，警察局当即派出大批便衣埋伏在蒲石路一带，以便一举抓获绑匪。不料蒲石路是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公馆所在地，汤公馆的警卫发现大批便衣人员埋伏在附近，认为将有不测之变，立即报告汤恩伯。汤也不明真相，立即下令调来军队保护，军方和警方一时相互对峙，气氛十分紧张。绑匪一见蒲石路形势不对，早就溜之大吉。
与此同时，另一帮人――参与绑架荣德生的案犯们，也在兴奋地忙碌着。这帮案犯共有18人，首犯是骆文庆、袁仲书、吴志刚、张少卿、黄阿宝、朱连生、詹荣培、王晋唐等人。其中，骆文庆和袁仲书最早蓄谋绑架荣德生，而朱连生则是华太企业公司总经理吴志刚的汽车司机。他们谋划认为，绑架要想成功，非得借用军警方面的关系不可，一来可以令荣德生和他的家人、保镖不敢反抗，二来可以和军警暗中互通信息，只要风头一过，全身而退的概率较大。虽然作案之初车子可能暴露身份，但只要作案之后迅速躲藏起来，就没人奈何得了这个案子。于是，吴志刚出面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暗通款曲，借得他的座车，又拉军统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队队长王晋唐入伙，弄到第二处处长毛森签发的逮捕证，一切准备就绪后，便潜伏在荣德生住处附近劫人。
4月25日上午，荣德生被绑架，是由朱连生开的车，同时参与行动的还有骆文庆、张少卿、黄阿宝3人。他们将车开到中山路，停在闸北水电厂附近的一处小河滨，再把荣德生塞进一艘事先准备好的小船里。直到第二天晚上8时左右，他们才把荣德生架出小船，路上七弯八拐，最后将他关进一间四面无窗、漆黑一团的小屋里。荣德生两次给家里写信都是在这间小屋里。
在此期间，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则充当绑匪的内线。他向荣家宣称，已经和绑匪“接上了关系”，相约于5月27日下午一手交款，一手交人。荣家赎人心切，委托詹荣培全权办理。这天下午，一辆汽车悄然开进了申新二厂，停在厂长办公室门前。詹荣培立即叫人把两只准备好的大皮箱送到车上，车子旋即驶出厂门。
次日晚10时左右，荣德生被绑匪送到霞飞路口，又乘上绑匪叫来的一辆三轮车，来到了他女婿唐熊源家。被困34天的荣德生终于平安回来。唐熊源立即打电话通知家人好友，众人纷纷赶来相见，欢喜万分。荣德生老泪纵横，哀叹不已！
荣德生总算保住了性命，获释后闭门不出，不敢做声，担心绑匪报复。案子依旧没有破，迷雾依旧笼罩着。直到发生了一起偶然事件，该案的全部过程才最后曝光。
1946年6月21日，军统中有人发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警卫队队长王晋唐开着一辆崭新的“司蒂倍克”轿车从上海直奔无锡，随即报告给了军统要员毛森。毛森与王晋唐很熟，知道此人有一远房叔叔叫黄阿宝。这黄阿宝曾任日伪浙江绍兴地方武装驹邦部队司令。毛森听人说王晋唐最近抖起来了，身着丝绸衬衫，口袋里常有美元。毛森顿时犯了疑心，于是将王找来，试探性地问道：“老弟近来混得不错啊，连‘司蒂倍克’也弄到了。”王晋唐顺口回答：“和朋友做了点小生意。”不料毛森突然翻脸，吓唬道：“我早已掌握，你和荣案有关。现在说明，尚可内部解决，等到破案，那就休怪我不念旧情了！”
毛森的一番话让王晋唐面色突变。于是，他顾不得同伙的死活，便一五一十，将绑票案的内情和盘托出。原来，王晋唐的远房叔叔黄阿宝有烟瘾，虽曾担任伪军司令，但经济向来困难。手头一紧，就到流氓骆文庆及袁仲书家求借，因黄阿宝任伪军司令时，骆、袁两人曾捞过不少好处，所以不便直接拒绝。为了彻底摆脱黄的纠缠，两人决定筹措路费供黄阿宝离开上海，便心生歹念，和黄阿宝一商量，三人一拍即合，决意绑架荣德生。后来他们拿到钱后立即分别携款送给参案诸人，并嘱众人设法潜逃，离沪避风。
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要不是那一辆过于招摇的“司蒂倍克”，恐怕这桩民国绑票第一案也会像其他绑架案一样不了了之。
1946年8月5日，荣案开审。27日，主犯骆文庆、袁仲书等8人被判处死刑，并于次日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惊天大案具体的是怎么侦破的呢？下期我们具体介绍下是谁发现的破绽，谁是幕后的主使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